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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這個地方已經待了十年。十年前，因為受不了過度的疲勞和捆綁，我離開了那個終日碌碌的所謂肥差，來到這個被稱為“清水衙門”的部門。這地方雖然理論上也在機關序列，卻是機關的邊角，而且是被裁到一邊閑置的邊角，是奔湧向前的河流靠近岸邊的一個淺水窪。從外部看，它隻是機關序列裡的小擺設。
這個地方的清淨與此前的喧嚣形成了觸目的對比。盡管人人都知道這地方是清閑的，但它的清閑程度還是讓我暗暗驚訝。
到這裡上班的第一天，我來到我整饬一新的辦公室，裡面除了一張辦公桌，一把轉椅，一張長沙發，一隻茶幾，兩個文件櫃，别無長物，連電腦都沒有。我依據原來的辦公習慣，把辦公必需品列了長長一張單子，要求當天配齊。負責采買的會計一看單子就結巴起來。這這這，她滿臉吃驚地說，我得去找領導問問。仿佛這件事很離譜。
整整一周，我的辦公室沒來過一個人。因為辦公樓幾乎是空的，除了頭兒的辦公室亮着燈，單位辦公室有兩三個年輕人支應差事，沒有别的人。每天下班，頭兒的辦公室便熱鬧起來，有四個人關起門來在裡面玩撲克。我每天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，根本沒人過問。我便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，然後到單位，看看書，吃午餐，午休，再看看書，就可以回家了。
緊繃了十多年的神經終于松弛下來。有整整一個月時間我都在睡懶覺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把十幾年欠下的覺都補回來了。一個月過去了，我從補覺的松弛中緩過神來，新電腦也擺到了辦公桌上。
十多年的淤積等待清理，而那些沉甸甸的東西卻不容易掀動。我總覺得隔着什麼，意弱詞窮，力道不夠。我于惶惶之中，答應了朋友的約請，開始為一家晚報的周刊寫專欄。千把字的小豆腐塊，一周一篇，一直到年底。其間和幾個朋友一起，把伊城周邊的旮旮旯旯走了一遍，并且以此為主題，為另一家炙手可熱的都市報寫專欄。有限的儲備迅速消耗。而這種小機靈賣弄久了，我怕我的經驗會全都碎成芝麻粒。于是忍住，停止。
當“寫什麼”成為一個必須經常自問的問題，寫作本身，就多多少少帶了些裝腔作勢。不時遇見同行，問，最近寫什麼呢？我手中的一杯酒便有些難以下咽。假如我在寫小說，寫着長篇或中短篇，那似乎說起來更像一件事，可以說說的。寫詩的人似乎就不大好意思把寫詩當成一件事挂到嘴上，不過，大緻也可以說說的。但我一直在寫散文。雖然不是那種小豆腐塊，也不是用妩媚言辭勸人或哄人的小插花，但我還是不能夠坦白，我在寫什麼。這顯得煞有介事。而散文似乎是不能煞有介事、不能預謀的。
往事沉重含混，經過了多年的發酵。其中有多少是已經消化并且打開的，可以構成寫作意義上的有效經驗，我不确定。有些沉積不敢輕易去碰。怕自己下手沒輕重，白白弄壞了材料。我不能無限隐藏，不能無動于衷，我是與無限的人與事物同在的那一個，我的悲歡常常緣于瑣屑，一點也不比他們更重大，那麼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意味着什麼，是否仍有可能成為一個創造者？如果不能，我的過往豈不是與他人毫無關系，而僅僅是我的負擔？
不知不覺已經十年了。年底，當我突然意識到“十年”這個時間段的時候，對自己很是失望。剛剛來到這裡的時候我還算年輕，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信心洋溢，以為隻要自己願意，就能所向披靡，沒有什麼能夠阻擋。十年了，那些曾經在記憶裡滾湧喧嚣、讓我夜不能寐的往事，此刻何在？
初來時的清靜不複存在。當初的陌生人，現在都熟悉起來，交往起來，一重新的“人際關系”已經形成。這小小的人群便不再是（也許從來不是）一個一個的，而是一派一派的。我們這個族群不知怎麼了，到處都是一派一派的。人們争排名，争職位，缺少實質性标的物的時候，争上風。那些标的物，那些風頭、面子，我曾經司空見慣。都是徒有其表的勾當，沒意思。好不容易脫身而出，那些東西不可能再吸引我。我不想加入任何一派。我跟任何一派都沒有共同訴求，我對他們在意的虛榮和實利由衷地不感興趣。我覺得本質上他們是志同道合的，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同樣的标的物上。在他們之間我就像一隻蝙蝠，非禽非獸，非左非右——這一向是一個處于道德凹點的角色，一不留神，兩派三派的磚頭都會砸到你頭上。這個因為怠惰過甚所以一事無成的群落，不僅是奔湧向前的河流靠近岸邊的一個淺水窪。清淺隻是當時的錯覺。現在，這一攤長期不流動的死水，下面已經漚成了淤泥。
河流有底，淤泥無底。我的雙腳已經感到向下沉墜的引力了。春節前後，我在寒流的襲擊下感染流感，卧床半月，結結實實病了一場。
在接踵而來的糾纏之中，我不時想起去年深秋，在那片草木繁茂的園子裡，她雙手籠在衣袖裡悠閑踱步的樣子。那一層防塵的心罩，要經過怎樣的試煉才能獲得呢？那一條隐在荒草中的冷僻路，我似乎望見了，卻又相隔太遠，辨認不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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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這個地方已經待了十年。十年前，因為受不了過度的疲勞和捆綁，我離開了那個終日碌碌的所謂肥差，來到這個被稱為“清水衙門”的部門。這地方雖然理論上也在機關序列，卻是機關的邊角，而且是被裁到一邊閑置的邊角，是奔湧向前的河流靠近岸邊的一個淺水窪。從外部看，它隻是機關序列裡的小擺設。
這個地方的清淨與此前的喧嚣形成了觸目的對比。盡管人人都知道這地方是清閑的，但它的清閑程度還是讓我暗暗驚訝。
到這裡上班的第一天，我來到我整饬一新的辦公室，裡面除了一張辦公桌，一把轉椅，一張長沙發，一隻茶幾，兩個文件櫃，别無長物，連電腦都沒有。我依據原來的辦公習慣，把辦公必需品列了長長一張單子，要求當天配齊。負責采買的會計一看單子就結巴起來。這這這，她滿臉吃驚地說，我得去找領導問問。仿佛這件事很離譜。
整整一周，我的辦公室沒來過一個人。因為辦公樓幾乎是空的，除了頭兒的辦公室亮着燈，單位辦公室有兩三個年輕人支應差事，沒有别的人。每天下班，頭兒的辦公室便熱鬧起來，有四個人關起門來在裡面玩撲克。我每天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，根本沒人過問。我便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，然後到單位，看看書，吃午餐，午休，再看看書，就可以回家了。
緊繃了十多年的神經終于松弛下來。有整整一個月時間我都在睡懶覺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把十幾年欠下的覺都補回來了。一個月過去了，我從補覺的松弛中緩過神來，新電腦也擺到了辦公桌上。
十多年的淤積等待清理，而那些沉甸甸的東西卻不容易掀動。我總覺得隔着什麼，意弱詞窮，力道不夠。我于惶惶之中，答應了朋友的約請，開始為一家晚報的周刊寫專欄。千把字的小豆腐塊，一周一篇，一直到年底。其間和幾個朋友一起，把伊城周邊的旮旮旯旯走了一遍，并且以此為主題，為另一家炙手可熱的都市報寫專欄。有限的儲備迅速消耗。而這種小機靈賣弄久了，我怕我的經驗會全都碎成芝麻粒。于是忍住，停止。
當“寫什麼”成為一個必須經常自問的問題，寫作本身，就多多少少帶了些裝腔作勢。不時遇見同行，問，最近寫什麼呢？我手中的一杯酒便有些難以下咽。假如我在寫小說，寫着長篇或中短篇，那似乎說起來更像一件事，可以說說的。寫詩的人似乎就不大好意思把寫詩當成一件事挂到嘴上，不過，大緻也可以說說的。但我一直在寫散文。雖然不是那種小豆腐塊，也不是用妩媚言辭勸人或哄人的小插花，但我還是不能夠坦白，我在寫什麼。這顯得煞有介事。而散文似乎是不能煞有介事、不能預謀的。
往事沉重含混，經過了多年的發酵。其中有多少是已經消化并且打開的，可以構成寫作意義上的有效經驗，我不确定。有些沉積不敢輕易去碰。怕自己下手沒輕重，白白弄壞了材料。我不能無限隐藏，不能無動于衷，我是與無限的人與事物同在的那一個，我的悲歡常常緣于瑣屑，一點也不比他們更重大，那麼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意味着什麼，是否仍有可能成為一個創造者？如果不能，我的過往豈不是與他人毫無關系，而僅僅是我的負擔？
不知不覺已經十年了。年底，當我突然意識到“十年”這個時間段的時候，對自己很是失望。剛剛來到這裡的時候我還算年輕，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信心洋溢，以為隻要自己願意，就能所向披靡，沒有什麼能夠阻擋。十年了，那些曾經在記憶裡滾湧喧嚣、讓我夜不能寐的往事，此刻何在？
初來時的清靜不複存在。當初的陌生人，現在都熟悉起來，交往起來，一重新的“人際關系”已經形成。這小小的人群便不再是（也許從來不是）一個一個的，而是一派一派的。我們這個族群不知怎麼了，到處都是一派一派的。人們争排名，争職位，缺少實質性标的物的時候，争上風。那些标的物，那些風頭、面子，我曾經司空見慣。都是徒有其表的勾當，沒意思。好不容易脫身而出，那些東西不可能再吸引我。我不想加入任何一派。我跟任何一派都沒有共同訴求，我對他們在意的虛榮和實利由衷地不感興趣。我覺得本質上他們是志同道合的，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同樣的标的物上。在他們之間我就像一隻蝙蝠，非禽非獸，非左非右——這一向是一個處于道德凹點的角色，一不留神，兩派三派的磚頭都會砸到你頭上。這個因為怠惰過甚所以一事無成的群落，不僅是奔湧向前的河流靠近岸邊的一個淺水窪。清淺隻是當時的錯覺。現在，這一攤長期不流動的死水，下面已經漚成了淤泥。
河流有底，淤泥無底。我的雙腳已經感到向下沉墜的引力了。春節前後，我在寒流的襲擊下感染流感，卧床半月，結結實實病了一場。
在接踵而來的糾纏之中，我不時想起去年深秋，在那片草木繁茂的園子裡，她雙手籠在衣袖裡悠閑踱步的樣子。那一層防塵的心罩，要經過怎樣的試煉才能獲得呢？那一條隐在荒草中的冷僻路，我似乎望見了，卻又相隔太遠，辨認不清。